原马舒时代故事餐厅

口服:@叉烧

6月2日,我参加了纽约的反歧视示威游行。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作为一名人文学科的学生,一年前我兴奋地来到了纽约,有巨大的资源等待着我去发现和感受。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这本来是平静而富有成果的一年。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美国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些东西之间还是有强弱之分的,比如火山的连续喷发,在余波中原本的生命秩序正在崩溃。

作为一名亚洲、中国和海外学生,我住在纽约,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这些火山爆发的强大影响。

5月25日,美国明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执法过程中被白人警察铐上手铐,警察跪在他脖子上,最终导致他死亡。他的“罪名”只是“涉嫌用假钞买烟”。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这件事成了导火索,美国很多地方掀起了反种族歧视示威浪潮。当报纸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和相关的报道和讨论时,我决定参加。

我开始询问一些关于纽约当地示威和抗议的信息。网上发现,6月2日,警察广场将有游行,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去。

6月1号晚上我熬了一夜,脑子里全是各种可能。会有暴力冲突吗?如果有,我该不该跑?明天该带什么?.....想着,就连每天的“明天穿什么”这个问题也不合时宜的浮现出来。

6月2日上午11点左右,我终于起床,简单地吃了几口早午餐。这是为了保证我勉强能吃,因为我因为熬夜紧张几乎吃不下一口。

之后我开始做标语。我从纸箱上切下一块纸板,在上面写着“我们少数民族都在一起”。拿着准备好的硬纸板和消毒酒精(以防冲突中人身伤害),我穿着黑裤子出门,当然也没忘记带口罩。我住在曼哈顿的上半部,靠近曼哈顿最北端,离曼哈顿下半部的警察广场也有一段距离。坐地铁挺方便的,大概45分钟就到了。

当时,纽约仍处于一种整个城市与家庭隔离、在家工作的状态——除了所谓的“必要工人”,他们必须外出工作以维持城市的运作。

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当然有医生和警察,还有大量相对“底层”的工作人员,比如电路维修人员、接生人员、环卫工人等等。

可以推测,现在地铁上大多数普通通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我观察过地铁上的脸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种。

示威者中的种族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就存在的。我坐的地铁车厢存在种族问题。

到站下车。我看到十字路口已经关闭了。但是我来的早,一个人来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群聚集。我觉得有点不解,但还是跟着几个好像手里拿着横幅的路人。

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股小人流在各个路口喷涌而出——这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对“人流”这个词有了感性的认识,那真的像是一股涓涓支流汇聚成长。

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前后都有一大群人。当我们走过几个路口,人流最终变成了人山人海。

我一边走,心里的不安逐渐消失,我确信这是一次非常和平的游行,备案后完全合法。人们一边走,一边喊口号:

我们想要什么?正义!我们什么时候想要?现在!

我们想要什么?正义!什么时候要?马上!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正义到来之前不会有和平。

说出他的名字!乔治·弗洛伊德!

说出他的名字!乔治·弗洛伊德!

……

这些口号好像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往往是一个人发起,然后自然就有了回应。

我开始喊的很小声,因为缺乏参加这类活动的经验,也因为从小到大东亚女性的“文静柔弱”训练;但是,随着路越走越远,人越来越多,我喊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也向路边的人致敬。

是的,除了游行的主体,附近的普通市民也参加了。

堵在路口的司机有节奏的和我们打招呼,甚至公交车司机;沿路有的市民为我们欢呼,有的干脆走进去加入;路过医院,有医护人员在门口对我们喊,谢谢。

在封路导致的车流停滞中,一个黑人司机打开天窗,举起拳头向窗外伸去——握紧的拳头是黑人运动的标志:路边的公交车上站着一个黑人哥哥,也举着拳头,和旁边的标志牌互相照顾;还有一名建筑工人,他的工作是加固商店外面的门板,以防止商店被示威的碰撞损坏——这是他必须做的工作,所以他不能参加游行。

但是,这个游行根本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肯定也想参加。

于是他用敲钉子的节奏在人群中回荡,成了示威口号的和声。这惊人的声音在建筑之间回响,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感觉就是空之气在颤抖。

是真正劳动者的声音。

我明白我为什么又来了:不仅因为我应该,我想要,也因为我能。

我只是有一些闲暇时间,只是不用担心温饱,只是能接触到各种信息。我有能力来这里,所以想为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发声。

整个城市都在支持我们。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集体归属感。

我是亚洲人,中国人,女性...突然之间,这些身份似乎变轻了。此刻,我们只是愿意为别人说话的人。"我们不是在发动种族战争,而是在结束这场战争。"

示威者中有不同的颜色,和平年代看到的纽约人也没什么不同——纽约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文化多样。队伍里有有色人种,当然也有很多白人。

对于追求正义平等的人来说,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就无视他人的痛苦。

有一个胳膊颜色鲜艳的白人女孩,脚可能因为受伤打了石膏,走路略有不便,但情绪却异常激昂。

她应该是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标语板两边都写着字。我走在她身后,只能看到对面的字:我有各种急救用品:小苏打、创可贴、面膜、抗生素、卫生巾。如果需要,就问吧。她甚至没有忘记准备一些卫生巾,在这个有许多妇女参加的政治活动中。

几乎每隔几十米,我就路过一个供水站,提供水,能量棒,口罩等等。在供应站遇到一个亚洲女孩,不禁有点释然。

虽然走在人群中,肤色完全不重要,但心里还是暗暗数着。成千上万的人中,亚洲人的面孔可能不超过十张。

这也是我决定参与的原因之一。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本土社会的种族抵抗运动中,一直处于失去话语权的边缘,这可能与东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然而,我们习惯性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并不能让我们置身事外。

这次受害者是黑人,下一个可能是亚裔。更有甚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变得微妙起来。谁能保证下一个被警察打死的不是我们自己?

我膝盖旧伤,不应该走很远的路,但是我决定支持。希望别人能知道,亚洲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表达方式。

纽约的街道是根据数字编号的。数字越大,越往北。下午2点到5点,从3街走到50街。真的觉得自己在挣扎的时候就坐地铁回家了。

回到家,因为太累了,差点睡着。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曼哈顿大桥有示威游行,气氛比较紧张,还有些对抗性行为。

醒来看到我妈的微信,她说,联系不上你,我以为你去曼哈顿桥了。

我没有解释太多。我心想,是我妈还是她了解我。除了逐渐平复激动之外,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觉得轻松——决定参与并不容易。毕竟要等到真正参与的时候,我才知道会发生什么。直到来到现场的那一刻,我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极度紧张。在当时能看到的各种报道中,暴力冲突仍然是主要的。不用说,还有人抢蛋糕店,从水族馆偷企鹅(不知道为什么好笑),给人的感觉好像一切都完全失控了。

虽然美国的和平示威是完全合法的,但我担心冲突升级。遇到人身伤害怎么办?我会被逮捕遣返吗?我的签证会被吊销吗?我的学业还能继续吗?如果真的被抓了,有人能保释我吗?

我意识到自己在美国几乎无人陪伴,熟悉的朋友非常有限。每个人都是同年龄的普通留学生。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可能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信任的人。

我确实短暂地退缩了。

但后来,我想我会努力解决我可能遇到的困难。

再一次,搜索引擎引导我找到了一家与美国政府竞争已久的当地律师协会。它的主要业务是为移民和签证案件中的不公正发声,我还看到了一个专门为抗议者筹集保释金的筹款项目。

知道有人可以求助,我决定再回来。

正式决定后,通知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密友。

没想到,他们都表示无条件支持我。

出乎意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担心意见分歧——我非常清楚,我们在政治领域不会站得太远。

没想到的是,这些朋友平时对我保护的很严,这次却支持我做这种风险未知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我想做,觉得值得做。几乎每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朋友都关心我参加游行后的情况。一个在国内早上六点起床,只是为了第一时间确认我的安全。确认后,我就回去睡觉了。

在美国也有一个朋友并不是真的支持示威,但他很认真地向我保证,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他会想办法找人保释我。

朋友们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无论是来自理解的支持,还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随时愿意伸出援手的友谊,都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到。美国警察骑在和平抗议者身上

但在有关曼哈顿大桥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很多抗议者单膝高呼“和平抗议”的部分,观众只能看到“暴力”的一面。

很多人真的只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呼吁正义和平等。

另一方面,中国很多人不了解美国种族歧视的背景,但我们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比如表达中会有很多对有色人种的蔑称,很多人会把“黑”和“麻烦”、“暴力”等量齐观。

毕竟人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看的东西。

比如很多人可以置身事外,轻松站在道德制高点:正义是可以的,暴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没有漏洞的废话。

真的有“正确”的抗议方式吗?面对被视为“正确”的旧秩序,“抗议”永远不可能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因为关于平等和秩序的社会契约被撕毁,谁不想成为一个正派的人?在黑人受到歧视的漫长岁月里,当有人真正站出来抗议,甚至使用极端手段的时候,用了多少天?

但这些话其实很难向大多数人解释。我是一个亚洲女孩。来到美国后,我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身份政治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

在新生新餐会上,白人女学生们非常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入学经历和感受。她对所有新来的白人学生说话,根本没有看我一眼。一些来自英语国家的留学生试图与她互动,但只得到冷淡的回应。

朋友对我说,你感觉到了吗?这是东海岸的种族歧视。

这种冷眼的忽视不是暴力,而是更广泛的存在。我意识到我的身份在这里的主流社会中往往是隐形的。

上课的时候,教授都是业内大牛,非常温柔友好的人。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国人。她有时会好奇地问我,世界的另一边是什么样子的?

我无语了。当然,她没有任何恶意。她在一所深蓝大学教书。她本应该对各种身份问题高度敏感,却没有意识到我本不该来自“彼岸”。我是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世界真的如我以前想的那样是一个整体吗?

我已经度过了一个每天都能从新闻中获得新恐惧的时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经历了:

5月28日,《纽约时报》援引官员的话说,美国有计划驱逐与军方有直接关系的大学生。我本科母校风险评级为“中等”;

6月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从6月16日起禁止对华通航。我暑假回国的计划基本破产了,不敢回去,怕回不去继续读书。

我知道有很多人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甚至比我还离奇。

我在中国遇到的对留学生的歧视,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歧视,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部分。

似乎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被各种宏大叙事包裹着,随意丢弃的对象。

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游行?因为这不仅仅是种族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一种身份对另一种身份的歧视被认为是合理的时候,那么最终,没有一种身份会幸免。

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政治问题。

作者|麻薯

编译|麻薯

设计、排版|翻译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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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谢谢大家,美国人,刚游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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