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世存认为,当人们真正感觉到自己在自然之中,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或之外时,他们就会与自然有一种有机的联系。

元旦第五天晚上,被疫情困在家里的余世存写了一篇《君子动口》。

这位当代学者常年关注人类的真实生活状态、人与万物的感应共鸣等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突发事件不仅是世界上的临时法庭,也是生物表演的舞台……”

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余世存分享了他对社会和人性的观察和思考,为人们以后的参考、反思和沉淀提供了主要方向。

“当代人被社会和科技的东西包围着,对生物世界、对时间、对地点失去了感觉,对道家的本质几乎一无所知……”

毫无疑问,动物与人之间的共生是疫情背后的重要问题之一。

笼子里的野生动物。/卡通创意

“无论是吃野生动物的人,还是研究动物的科学家,这场疫情都足以提醒我们,我们的发展和欲望已经惊动了动物,惊动了自然界的平衡。”

在余世存看来,地球对人类没有秘密。“从个人生活到科学研究,人类一直将驯化自然视为一种虚荣心,缺乏能让人警醒的监督和矫正机制。”

人们的足迹走遍了曾经遥不可及的喜马拉雅山、南极和北极;各种野生物种出现在餐桌上和实验室里;生活在海拔三四公里的藏獒被卖到家里圈养,其自然伦理一再遭到侵犯。

余世存认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对边界的恐惧是不可忽略的。

对于很多看似无法理解的事情,人们总是抱着征服和征服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就像物理学家研究宇宙中的暗物质一样,一旦发现了它的存在,就应该立即停止,上升到哲学层面,即“面对更多的未知,人应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人类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unsplash

思想家钱穆的一个学生加入了美国的一个生物研究所,专注于一个动植物基因嫁接的项目。他告诉余世存,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后来主动解散了实验组,因为在实验过程中,科学家们梦到了一个又一个声音:“你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上帝吗?”

“但这种意识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足够的传播。人们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我们在这两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用二十四节气写成的余世存的《时间之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就应该承认我们与天地自然隔绝,当代人被社会和技术事物所包围,对生物世界、时间和地点失去了感觉,对道教的性质几乎一无所知……”

人与地有血肉之粘,人与天地需要相互印证。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祖先往往用与时俱进的方式,遵循天地的节奏来生活。比如春、夏、秋、冬,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生、长、受、藏。

春天要学会生,要去户外,要不断吸收世界的营养;夏天要学会“长”,注意界限和秩序,有责任感;秋天学会“收获”不是吃丑和收获,而是不要一个人吃。农民收割庄稼,不会把掉在地上的粮食捡起来,留给有需要的人或者鸟兽;冬天,学会“躲”,保持低调,呼吸,回归自然。

提炼到节气,“雨水”提醒人们好好规划一年;“触目惊心”是告诉人们不要装睡,要投入生活,倾听世界的声音,继续睡觉的人是不道德的。

时间之书

余世存说,这些是大自然和季节带来的启示和能量。人只有真正觉得自己是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或之外,才能与自然有有机的联系。每当你路过一只小狗或小猫、一只麻雀或一朵花时,它都会引起精神世界的变化和快乐。

“但不幸的是,人类现在就像钟表机械一样,不断运动和扩张。他们不再以身体为尺度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也很少从自然维度去呵护自己的身体。”

“我们明明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做,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却显得无知?”

1851年,当美国白人与当地的部落红人作战时,旧石器时代道德秩序的最后一位发言者西雅图酋长教导美国政府:

你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当森林所有隐秘的角落都被人类侵占,所有硕果累累的山丘都堆满了电线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灌木丛应该长在哪里?老鹰会去哪里?.....那将不再是生存,而是生存。

余世存提到,在现代化的早期,一些西方哲学家进行了反思,如马克思、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提出了我们不能走向简单的存在状态的观点。单纯的存在是一种自负的人性状态。每个人都在温习存在感,但和生活关系不大,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人类是如何与陆地和空空气有机联系的?/ unsplash

具体到疫情,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清楚,简单的家务、做饭、穿衣都成了痛点。平时人们习惯于把管理自己的事交给专家、医生、商人、教师、政府,很难实现从个人到家庭的自治。

“我们明明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做,可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却显得无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张力,在古代农耕社会是很少见的。”

近年来,老年人中出现了自杀、谋杀等奇怪的现象,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社会高度自治,村有村自治,家有族自治,在一个小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贡献一点知识和信心,就能度过很多危机。

“历史仍在发展。”在《君子之居易活》一文的最后,余世存写道:“在知识大规模向下运动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庞大的知识群体,无论是高志群还是平头知识分子,他们都应该与这些知识相处,促进自我和他人生活的改善...我们见证并参与重大事件..."

从大时代的角度来看,余世存说他对此并不担心:“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代价来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生活的丰富性,我们无能为力。到那个时候,我们对自然的感受和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接近正常。”

人类看似无所不能,但有很多事情他们不明白,做不到。/ unsplash

新周刊:疫情发展至今,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余世存:我在《君子逍遥法外》一文中提到,这次疫情让十几亿中国人“坐在家里”——坐在家里。但是在有限的声音里,每个人的声音都过于单一,思维水平和丰富度都不够。

新周刊:在目前的情况下,个人应该如何记录疫情?

余世存:记录你的所见所闻很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一个治学原则,叫做“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换句话说,你记录或研究一个时代的治理和社会的运行机制,这就是学习的标准。

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通人,如实、坦诚地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都是一个大学问题。

新周刊:2003年你经历了非典。在你看来,与17年前的非典相比,公众的心理和思想有没有改变?

余世存:我的观点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一般来说,公众的心理状态是好的,老百姓很善良,信任和依靠政府,同时也能自发地、及时地开展自救和社会救助。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在一线做志愿者,令人钦佩。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更有能力接受死亡并与之抗争。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如“天地之大生”等生命观念的复兴;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恐惧生活的现代文明观传播开来,对年轻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这么大的事情,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人生第一次经历,所以往往需要“平复心灵”。

目前大家都如实写下自己的经历,就是大学题。/ unsplash

新周刊:你在文章中写道,“这次疫情过后,我们会有一个长期的隐痛。”你怎么理解这种隐藏的痛苦?

余世存: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一种耻辱。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见识的人。这里的“知识”不是指知识,而是指良心和良好的能力。

《新周刊》:人类历史20万年。正是因为我们要站在自然中,害怕面对自然的无力感,被自然惩罚,人类才奋起征服吗?这是相互的关系吗?

余世存:不是,因为现在的人类文明只是值班的西方文明。这个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对外扩张和殖民化。当然,它也利用机器的发展使人类文明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生存下来。一段时间后,人类文明值班可能比西方文明好。

新周刊:下一个文明值班会是什么样的文明?这个文明现在存在吗?

余世存:我不知道。按照文明的特点,应该是阿拉伯文明,这本身就对西方社会提出了挑战。这个文明现在面临一个大问题,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所以是一个大麻烦。

我们只能期待它早日世俗化或现代化,实现政教分离,具备现代文明的宪政精神,使其内在合理积极的一面更好地指导人类文明。比如崇尚简单、节俭、中庸,如果做不到,地球可能真的面临崩溃的命运,每个人都要计划去恒星旅行或者做星际迁移。

怎样才能更好的引导人类文明?/ unsplash

新周刊:近百年来,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余世存:我认为人类的触角无处不在,他们几乎真的探索过自然,所以很多人会厌倦为什么他们必须留在地球上。像spacex(泰空勘探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一样,他们都在探索地球以外的地方,但人类的许多固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新周刊》: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替代的文明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痛苦是否会在短期内无法弥合?

余世存:不完全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很多经验,但是缺乏专门的人来整理这些资料并加以推广。

在进步的尺度上,地球文明也在进步,人类文化也在不断向上突破。不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才是精神和思辨的最佳时代。也许我们是最聪明的人,比不上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好东西,比如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比如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社会正义。

老子说:“功成身退,天道也。”。一个成年人服务社会,征服社会,榨取社会资源是有时间限制的。过了这个期限,你必须离开,这就是正义。这个原则应该成为未来社会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人类越走越远,在自己的探索中也越走越深。/ unsplash

新周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澳大利亚山火、印度蝗虫、SARS-CoV-2等灾害频繁发生。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反思人、自然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余世存:我们反思是没有用的。我们仍然需要来自政府、行业和学术界的社会精英进行反思。只有他们才能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有所改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10%的人一旦有了思想共识,很快就会扩大到20%-30%,从而引导全民启蒙,我们还处于愚昧状态。

近年来,西方科学家一直说,自然和地球已经开始了自我保护的模式。地球的自保期其实就是人类的灾难期,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停下来。如果他们现在不停止,这意味着灾难还远远不够大。

但是为什么要等到灾难大到可以忏悔,悬崖勒马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些精英不能早点做出让步?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但还是算了。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个人和整体的文化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新周刊:现在农村正向城市化发展,城市扩张挤压了自然版图。应该如何衡量,直接看“边界”问题?

余世存:事实上,每个人都逐渐产生了回归农村的想法,每个人的土壤意识和农民身份也在恢复。虽然现在形式的农家乐和在农村花钱体验所谓的纯天然项目,表面上还是伪自然伪农村。

我写《家史》这本书的时候说过,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有成为学者、农民、商人的冲动。当我们成为知识分子和商人时,我们想回到农村。起初,我们可能是假装爱好,但我们只是农村生活的好先锋。但是当这个阶段结束了,我们喜欢上了土里长出来的花,吃了自己种的菜就觉得开心了,然后就真心爱上了大自然,身体里的农民精神和农民意识也恢复了。

田园牧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趋势。/ unsplash

《新周刊》:祖先驯化的动植物可以放心食用,未驯化的则应敬而远之。我们需要如此鲜明吗?

余世存:我甚至不认为有必要肆无忌惮地吃家养的。一个人越早感受到对自然边界的敬畏,越好。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有人遗弃或杀害宠物、猫狗。平时把他们当宠物,一旦出了事就把他们当负担,太不好了。

新周刊:国内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有人建议疫情过后需要大规模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恢复和发展。你怎么想呢?

余世存:这将成为一个急功近利的过程。如果社会发展如此报复性,会对个人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发展的蛋糕在外面,要跑去抢。相反,我们会失去很多真正的纯洁。

人类文明似乎不知道退一步的好处。就像我跟很多年轻朋友说的,有时候你还没明白自己进步的价值和意义,就可以退一步。社会有病,人生有病,首先我们要检讨自己以前做过什么。至少在疫情后的一两年或者近几年,可以放慢目标,走得更踏实一些。只有通过记忆和反思,我们才能知道真正有效和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采访|蒋宜欣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559期的《新周刊》上

原标题:“余世存:人类应该对自然有一种“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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