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科幻小说《世界大战》在伦敦出版。小说设想了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末日场景,但当在不止一架飞机上以科技引领地球的入侵者像收割泥土一样收割人类时,攻势戛然而止。原来,当人类的军事力量像角斗士一样,与人类共存了数百万年的最“卑微”的细菌,对火星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小说中“病菌与技术”的比喻就像是一记警钟,但在一战之前科技与工业大踏步前进的乐观时代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回响。直到1918年“大流感”来袭,那些自信能应付细菌感染的美军才受到病毒的重创,防疫的观念彻底焕然一新。

从h1n1到h1n1

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经历了几次流行病的考验:1976年,在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发生了h1n1疫情,美国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美国军转民医疗保险计划(简称champus,现为tricare)与美国建立了各级疾控中心与地区卫生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1995年美国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阿肯色号(1998年退役)上出现h3n2流感,患病率42%,感染者232人;2005年,h5n1禽流感在美国出现,五角大楼开始与卫生部和国土安全部在大流行预防策略上进行合作。2006年,乔治·w·布什政府正式启动了《国家大流行性流感战略行动计划》,该计划协调了过去几十年来的多项相关顶层设计。

此外,美军有一套疫情防控的制度安排,包括军队卫生系统(mhs)管理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医疗保健和保险服务;国防卫生局(dha)为各种军事服务和战区提供医疗队;通过全球新发传染病监测系统,加强疫情监测、疫情应对和全球实验室网络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社区传染病(本质)预警电子监测系统,加强对传染病暴发、快速传播或不规则病例的监测和预警能力;各种服务建立了“国家灾难医疗系统联邦协调中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成立的北方司令部。2006年8月,成立北方司令部,作为美军应对全球大规模传染病的协调指挥机构,次年10月,颁布实施了conplan 3551(“概念计划3551”)。计划规定了国防部一级应对疫情的计划和实施方式,要求各军种制定疫情预防、控制和干预计划。

2009年h1n1疫情的爆发给美军系统提供了两个训练机会:一是疫情防控管理体系;二是应对生物武器攻击。虽然h1n1不是人为攻击,但它的影响与军事任务要求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关键的科研投资,包括疫苗开发、受伤病人的治疗、尸体的处置,以及经济和社会冲击产生的支持任务,如医疗和生活物资的供应和分配,以及相关的区域安全和秩序。

根据美军国防医学监测系统的数据,2009年h1n1的两次高峰(春季至秋季)共造成美军现役军人1205人感染,其中绝大多数(966例)为男性,58%在25岁以下。实际病例比这个数字高,因为肯定有未说明和未报告的病例。

与普通流感不同,h1n1对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的影响更大。在普通流感高发时期,以青壮年和老年人为主,而美国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中位年龄为20岁,全球75%的患者年龄小于30岁。同期,美军现役军人67%年龄在30岁以下。

数据:美国国防人类数据中心

三组响应级别

美军对疫情反应水平的设定主要参考并遵循WHO的标准,但也有不同的考量,尤其是军队的作战能力、病毒传播的效率、病毒的地理分布,而WHO基本上只考虑病毒传播。由于关注的目标群体和地区不同,在实践中美军的防疫升级并不完全与WHO同步。

2009年,世卫组织使用了以前版本的6级反应系统(6级后,可能的复发期和恢复期),现已改为4级系统。4月底,世卫组织将h1n1分级为5级时,五角大楼仍处于0级。当然,美军的0级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各大影院和服务机构已经开始实施conplan 3551。直到8月份,北方司令部才将其应对级别提高到1级,一直保持在这个级别,直到疫情结束。

坚决研制疫苗

2009年5月,疫情爆发一个月后,世卫组织对疫苗的态度仍然模糊不清,主要是出于时间考虑。一般来说,从确认新病毒到分发疫苗需要5-6个月。如果h1n1疫苗能在当年秋季送达,疫情可能已经结束。

美军还有其他考虑。因为军人是一起吃饭、生活、训练、执行任务的,所以在突发疫情中非常脆弱,这也是一战大流感带来的痛苦,甲流爆发之初,美军就注意到了达菲、瑞乐沙等抗病毒药物的使用,这两种药物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症状,加快恢复,但显然不能替代疫苗。再加上当时军队抗病毒药物严重短缺,军队在疫苗研发方面尤为活跃。

5月,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拨款10亿美元用于开发疫苗,军方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6月,疫情进一步蔓延,世卫组织将其应对级别提高到最高6级,宣布全球大流行。疾控中心立即发布了“疫苗指南”,卫生部获得了10亿美元的疫苗追加拨款。但由于同期常见季节性流感的研究工作占用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大量的资源和精力,疫苗的最终成功及其发布还得等到今年秋季。

有限的应对措施

“隔离”这个词及其本身在美国语境中是敏感的。一个更常用的代表相对软措施的概念是“社会异化”,即减少人际交往。疫情爆发后,美军迅速采取了这一措施,包括电话会议、“下班”和非高峰值班等。

然而,这些措施非常有限。除了隔离区隔离的确诊患者,其他士兵只需要在非常初级的水平上处理。比如他们挨着睡的时候,头和脚是对着的,这样就可以稍微远一点咳嗽。确诊病例隔离仍在营地内。另外,由于军事任务的特殊性等特殊需要,只有部分人可以远程工作。

夏末,h1n1疫情日趋严重。8月底,全球确诊人数上升至20万,40%的死亡病例为患病前的健康青壮年,也是军队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8月28日,世卫组织应对水平升至最高水平后两个半月,北方司令部终于将疫情应对水平从0上调至1。五角大楼也在8月26日订购了第一批h1n1疫苗。9月,美国军方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发生在杰克逊堡,这让美国军方非常紧张,因为每年有数万名新兵在这里训练。

10月初,第一次疫苗接种如期开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对疫苗接种的看法与中国人不同,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军方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在获得大量首批疫苗后,立即下达强制接种令。

有海外部署任务的单位优先级最高,其次是执行国内任务的部队。减少疫情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执行的影响永远是重中之重。至于其他人员,如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公务员、社会雇员、合同工、军人家属等。,它们应该放在后面。如果最后的疫苗剂量不够,这些人就得另谋出路,军队也不会管。这正是疫苗推出时美军所做的准备。

情况正在好转

后来有了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明确了疫苗剂量的功效,一剂就足以预防h1n1感染,于是五角大楼顺势放宽了接种范围。到10月底,美军已经额外订购了100万剂疫苗,并宣布有能力为警卫、预备役和所有家属接种疫苗。五角大楼前前后后在疫苗上花费了1590万美元。也是在10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疫情爆发6个月后,数万人死亡。

疫苗接种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截至2009年12月,美军整体接种率勉强超过五分之一;从军事服务的角度来看,陆军的疫苗接种率最高,因为其任务需求和人员密度高,其次是空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和海军。

数据:美国国防部

2010年,h1n1疫情的两个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各军种和战区的防控工作仍在进行。按照五角大楼的计划,现役部队疫苗接种率达到99%时,疫情防控措施将逐步停止,正常任务将全面恢复。

2010年3月,第一次接种疫苗半年后,陆军、空陆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接种率超过90%,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接种率超过80%。疫情爆发一年后的4月,陆军、空陆军和海岸警卫队的疫苗接种率分别达到95%、84%的海军和83%的海军陆战队。

压力、耐力、韧性和纠错

2009年h1n1疫情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上述近1600万美元只是疫苗购买成本。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美军mhs系统流感样疾病(ili)支出比往年平均水平高出1亿美元,是平时的3倍。其中,甲型h1n1流感导致的支出增加72%是给现役军人及其家属的,61%是给0-24岁的。2009年,年轻人和幼儿的入院能力挑战了美国和美军医疗系统的极限。年轻的军人患者往往对军队的战斗力、士气和工作能力构成最大的挑战。

对于美军来说,2009年的疫情考验了过去几十年建立的疫情应对机制和政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疫苗研制和强制接种政策的投入和确定是美军自身认可的成功经验。在其他很多问题上,疫情暴露了美军抗疫能力和经验的不足,一些问题可以在军队内部消化,比如加强初期隔离措施和人员流动限制;增加抗病毒药物储备;重点医用材料储备;准确及时地向公众、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传递信息;加强社区防控能力;加强疫苗研发能力。

其他问题不能完全由美军自己解决,受到美国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美军全球使命部署等因素的限制,如非现役、军队医疗保险等;提高疫苗生产能力;提高治疗大规模患者的能力,特别是对特殊年龄组;扩大疫苗供应渠道;加快联邦反应机制;加强军队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联系效率。这些问题很多都是美军自身调整消化难以解决的。

h1n1之后,美军疫情防控体系持续调整,以国防部《2013年传染病全球行动计划》为代表。这个系统在很多疫情中被美军认为满足基本要求,但也有很多不足。在投诉甚至辱骂当中,美军不断优化防控体系和流程,加快防控装备的技术迭代,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培训。

目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美军已经部分启动了应对机制,包括积极与其他部门合作开发疫苗,在全球范围内限制军事人员的流动,以及在军队内部大规模的“社会异化”。在军事支持方面,几个州动员了国民警卫队,而在联邦一级,除了疫苗研发和地方支持(例如为返回美国的人提供隔离场所)之外,没有大规模的行动。“以军为先”仍将是美军应对新冠肺炎的首要原则。

认清自身的局限性,是对美军百年战争“疫情”最痛苦的理解。而是否纠错才是最重要的任务。与2009年相比,美军疫情应对体系没有根本变化,但具体政策有所变化,下面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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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浩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本文来自《The Paper》,更多原创信息请下载《The Paper》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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